課堂

 

課堂教學，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(shù)，它既需要教師自身的學識素養(yǎng)，也需要教師諳熟教學的技巧與藝術(shù)；它既需要教師能夠真正地把自己融入教育事業(yè)，培育自己濃濃的教育情懷，讓自己在享受中展開每一節(jié)課的歷程，讓自己渾身上下的每一顆細胞都能夠綻放出生命最美的那一面。

 

很慶幸的是，我才走出學校大門很短的時間里，就接觸到了我國著名的科學學者馮之浚老師的一本有關(guān)戰(zhàn)略研究、領(lǐng)導科學方面的講稿。這是一本黃色封面、未經(jīng)正式出版的內(nèi)部讀物，這本書不僅打開了我的眼界，更是讓我找到了做一個優(yōu)秀教師的“鑰匙”，這就是：“綜合就是創(chuàng)造”。

 

 

剛剛大學畢業(yè)的我，剛剛走上神圣講臺的我，當時正急于尋覓一條快速成長、快速發(fā)展路徑，但現(xiàn)實的情況是：一方面由于各種資料明顯不足，繼續(xù)學習和提升自身的素養(yǎng)的需要很難滿足；另一方面則是面對成熟型學員的各種高要求和快速發(fā)展的時代要求，如何獲得突飛猛進的發(fā)展與進步，經(jīng)常感到自己的智商和能力不夠用。

 

一句“綜合就是創(chuàng)造”，讓我拍案叫絕、讓我興奮不已，讓我似乎找到了一條最好的快速成長、快速發(fā)展的道路；因為我盡管智商不高、能力不強、靈性也明顯缺乏，但我還是一個十分愿意學習的人。

 

 

通過對各個方面資料的閱讀、學習和思考，找到自己喜愛的、最能反映和表達自己內(nèi)心深處的東西，將其實現(xiàn)優(yōu)化組合，從而創(chuàng)造出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表達體系。這，也許就是我當時所理解的“綜合就是創(chuàng)造”的本質(zhì)與內(nèi)涵之所在。

 

循著這樣的思路，我開啟了大量閱讀的行動計劃，爭取為自己建立一個“廣闊的智力背景”。

 

首先，我給自己一個“約定”，每月用工資的四分之一購買新書，《人生只有一次》、《第三次浪潮》、《大趨勢》、《世界面臨挑戰(zhàn)》、《學會生存——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》等最新的引導潮流的書籍紛紛被我收入書架，讓我能夠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同振，同時讓我自己能夠跟上很多先行學者們前行的步伐；

 

其次，我還給自己另一個“約定”，每天至少讀書四到六個小時，在這一點上，我所在的攀枝花教育學院的圖書館、閱覽室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和幫助，為我完成這一“約定”，創(chuàng)造了最好的環(huán)境和條件。

 

很慶幸，攀枝花教育學院盡管當時整個層面不高，它的圖書資料、書報刊物也比較有限，但是具體管理的幾位老師對我想讀書的要求卻是全面滿足，并給予我充分且有力的支持。在兩三年的時間里，我先先后后從不大的圖書館借閱了各類書籍上千冊，在不大的閱覽室?guī)缀趺刻於际巧衔缢膫€小時滿滿地閱讀時間。

 

至今還記得，我在攀枝花教育學院三年多一點的時間里，閱讀了包括《世界史》、《中國通史》《中國歷史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、《科學發(fā)現(xiàn)縱橫談》、《自然科學演義》、《自然辯證法》、《自然科學概要》、《系統(tǒng)論》、《控制論》、《信息論》、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《悠悠寸草心》、《沉重的翅膀》、《晚霞消失的時候》、《新星》等等書籍。

 

 

同時還閱讀了《收獲》、《人民文學》、《當代》、《中篇小說選刊》、《花城》、《鐘山》、《紅巖》、《小說界》、《小說林》、《譯林》等等在內(nèi)的大型文學刊物從1978年到1986年上半年的幾乎所有的期刊，可以說，大學畢業(yè)后的三五年時間，是我讀書的一個高潮期，為我以后的教學與教改奠定了厚實的基礎(chǔ)。

 

我是一個典型的文科生，理科方面的常識、知識幾乎都是為零。數(shù)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學等等理科類的書籍，基本上都是屬于“我不認識他們，他們也不認識我”。為了盡快地彌補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，我就從閱讀王梓坤老師的《科學發(fā)現(xiàn)縱橫談》開始起步，至今回想起來，王梓坤院士的這本書，圍繞一個成功者必需的“德識才學”等寶貴品質(zhì)，用通俗易懂、生動優(yōu)美的文字和凝練的思想警句、古代詩話，通過若干科學發(fā)現(xiàn)、理科方面的常識與知識，讓我對一些理科方面的東西有了膚淺的認識和初步的理解。

 

 

在理科方面的學習，更進一步地閱讀，就是《中國科學史》、《自然科學演義》、《自然辯證法》、《自然科學概要》等書籍。應該說，這些書籍的閱讀盡管沒有能夠徹底地解決我在理科方面的缺失，但是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為我提供了不少的理科方面的一些基礎(chǔ)的常識和知識。

 

而哲學、文學、歷史、倫理學、邏輯學、美學等方面書籍的大量閱讀，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(nèi)，既豐富了我的學識、學養(yǎng)，更為重要的是讓我的眼界大開、思維打開，讓我尋找到了后來三十余年一直受益的“思維品質(zhì)”的培育。

 

當我的讀書、學習從大學期間的關(guān)注“方法”，到大學畢業(yè)數(shù)年以后高度地關(guān)注 “方法論”，再到后來持續(xù)關(guān)注、并花大力氣去研究、踐行的培育良好的“思維品質(zhì)”，讓我的學習、我的人生有了“華麗的轉(zhuǎn)身”，有了飛躍的跨越式的進步與提升。

 

 

我在讀書和學習上的這個“三部曲”，讓我的視野大大擴展，讓我的思維逐步地深邃，讓我的思想逐漸地成熟，讓我在面對世界的、中國的、社會的、教育的、人生的若干問題的時候，開始有了自己戰(zhàn)略的思維、獨立的思考、積極的建議和長遠的謀劃。

 

就這樣，我的教改充分地吸收了“綜合就是創(chuàng)造”這一命題的內(nèi)涵，逐步地融入并走向“綜合就是創(chuàng)造”這一境界，從此，我的課堂開始有了學生們、聽眾們的掌聲和贊美聲。

 

 

劉裕權(quán)，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理事，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中學教育專業(yè)委員會副理事長，四川省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，成都師范學院教授，廣州高新教育集團首席顧問。

 

供稿 | 劉裕權(quán)教授

文章排版 | 植詩韻

文章審核 | 侯麗萍